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同时也是徐光耀百岁寿辰及文学创作80周年。徐光耀既是一名身经百战的革命战士，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坛泰斗。他的作品同他的名字一样脍炙人口，在河北乃至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光彩耀人、熠熠生辉。从战争年代发表的短篇处女作《周玉章》，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版首部反映抗战的长篇小说《平原烈火》；从家喻户晓的电影剧本《小兵张嘎》，到20世纪90年代寻求突破的“我的喜剧系列”随笔；从2001年凭借纪实性散文《昨夜西风凋碧树》斩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，到2024年在3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颁奖典礼上荣膺中国文联终身成就奖……徐光耀不仅以立体鲜活的人物形象、经久不衰的文艺作品陶冶着无数读者与观众，更是用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、历久弥坚的文学情怀，为时代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
徐光耀在徐光耀文学馆前留影资料图片
少年参军：从“红小鬼”到坚定的革命战士
1925年，徐光耀出生于河北雄县段岗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。命运似乎格外苛待这个不幸的孩子。4岁时母亲撒手人寰，年幼的徐光耀与父亲、姐姐相依为命。由于没人记得具体的出生日期，在后来填表格时，他便把生日写成了“八一”或“七一”，并打趣道：“我能随意选择自己的生日，也该是一段幸运吧。”
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村，社会动荡，民生凋敝，兵匪横行。少年徐光耀饱尝现实生活的艰辛，又遭逢山河破碎的乱世。1937年，日本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，开始全面侵华，古老的冀中平原被战火吞噬。抗日浪潮风起云涌。与此同时，鱼龙混杂的各路势力趁机招兵买马，“主任遍天下，司令赛牛毛”成了当时的真实写照。徐光耀家乡附近的不少民团组织和地主武装打着“保家安民”的幌子，却专干破坏抗日、坑害百姓的勾当。雄县米家务村有个“联庄会”，就是典型的反动势力，像扎在乡亲们心头的一根毒刺。
就在这时，一支队伍悄然进驻段岗村。与国民党部队、地方反动势力截然不同的是，他们不打人骂人，说话和气，一有空就帮村民挑水、扫院子，还教儿童唱歌、做游戏。大人们窃窃私语：“这是山里来的八路军，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。”巧的是，一个班的战士就住在徐光耀的家中。在与他们的长期交往中，他深切地感受到，这些穿着灰军装的士兵比亲人还要亲。当得知八路军要开拔时，他哭着跟在队伍后面，跑出老远也不肯停。小小的身影在尘土里晃动着，那份恋恋不舍，是孩子才有的纯粹与执着。
八路军走后，徐光耀像丢了魂似的，整天缠着父亲要参军。起初父亲死活不答应，后来在果断、明事理的姐姐的劝说下终于点了头。在填写入伍登记表时，部队文书问徐光耀：“为什么要参加八路军？”徐光耀愣了愣，原本想说“家里太穷”或“想当英雄”，当文书轻声提示：“是为了抗日吗？”他才连忙点头称是。就这样，徐光耀光荣地成为一名人民子弟兵。这一年，他刚满13岁，和他笔下的“小兵张嘎”一般年纪。
抗日战争时期的徐光耀资料图片
八路军民主的政治生活和严谨的纪律作风，让徐光耀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温暖与快乐。由于他人小鬼大、吃苦耐劳、手脚勤快，很快就成了连里的“开心果”。大家总是开玩笑地说：“瞧这小家伙，个头还没八仙桌高呢！每次搬桌子，都得踮着脚尖使劲。”别看徐光耀年纪小，表现却格外突出，大家都亲切地叫他“小班长”。参军前，徐光耀上过4年半小学和私塾。在连队里，他主动跟着老兵学知识、学文化，帮着打收条、开通行证，工作能力提高得飞快。战士们常说：“别看徐光耀个子小，喝的墨水可不少！”正是凭借这份机灵和努力，还不到14岁的徐光耀便被组织破格吸收为中共预备党员。
1939年初，旅政治部锄奸科科长来连里选文书，一眼就看中了这个眼里有光的“红小鬼”。徐光耀由此被调入120师359旅特务营做内勤工作。在党的怀抱中，在抗战的熔炉里，他开始了新的锻炼与成长。曾经那个连自己生日都记不清的农家少年，正在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战士。
战地日记：“日寇撼山易，撼八路军难！”
与许多后来才走上革命道路的作家不同，在成为作家之前，徐光耀是一名地地道道的职业军人。抗战时期，他先后“由勤务员而文书，而技术书记，而锄奸干事，‘五一大扫荡’后到宁晋大队当特派员，1944年后，又做过报道参谋，创作组长兼随军记者诸职”，曾参加大小战斗百余场，行军间隙创作了多篇火线新闻和战地通讯。丰富的军旅生涯赋予了他多重身份，而身份的变换又为他提供了多元的视角去观察、记录部队生活。
从军期间，徐光耀自觉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。据他回忆：“最早写日记是在1940年。后来经常行军打仗，背不动那么多东西，我把日记藏在房东家里，之后再没有机会回房东家找，丢了觉得很可惜。那是第一次写日记。”直到1944年初，徐光耀又重新开始日记写作，当时他正在宁晋一带打游击。从全国战局的角度来看，抗战形势正处于由战略相持向战略反攻过渡的关键阶段。《徐光耀日记》详细记录了当时基层士兵战斗、工作、生活的真实状况，以及在思想、情感、心理上发生的深刻变化，为研究中国人民抗战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一手资料。
徐光耀亲笔签名的《平原烈火》
据《冀中抗战简史》记载，1943年底至1944年初，冀中部队对敌作战多达102次。战事之频繁、战斗之激烈在徐光耀的日记中均有充分呈现：“新兴路敌伪约三四十名追来，他们的机枪叫起来，不幸四〇三（当时出于保密需要而以代号代替士兵姓名——引者注）腿部轻伤，俊德同志牺牲”；“正值惶惶之时，听见远远炮鸣，夹杂机枪声，我估计可能是和统战军打上了”；“30号转至白村，在传达敌在清剿时之毒辣性、残酷性，真不免要使人心惊胆战”……高强度的作战环境难免使基层士兵感到巨大的压力。1944年元旦，在参加完辞旧迎新的娱乐晚会后，徐光耀记下了一名战士复杂的内心世界：“晚上临睡之前，大队长闲谈说：‘抗战胜利了也好，死了也好，残废了也好。’这话很有意思，是乐观的又是悲哀的。”
在克服士兵的消极情绪、鼓舞部队的战斗士气上，党的思政工作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正向激励作用。对此，《徐光耀日记》中有详细记录：“大家开始政治学习，由我读《评中国之命运》，读到‘国共关系’一段，我读着很高兴，大家听着也很高兴”；“今天是时事学习的日子，我学昨天发来的文件——毛泽东同志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，大队准备整风”；“大家上锄奸课，由我讲了一段汉奸可能活动的方式及我们应注意的事项，这一课令人欢喜，并没有一个打盹儿”……通过开展党内思想政治教育，营造浓厚的整风学习氛围，部队精神面貌得到了及时有效的调整与改善。
此外，基层连队还通过教唱歌、演双簧、写剧本、看戏剧等娱乐形式来丰富士兵的战斗生活：“晚上部队都集合在一个大屋之中，开娱乐晚会”；“近来我的游艺，主要是打扑克和吹口琴”；“我教两个通信员演双簧，他们学着饶有兴趣”；“还没吃晚饭，便兴致勃勃地从清善桥跑到纪昌庄，好来痛痛快快地看一次《血泪仇》”……这些文娱活动不仅缓释了徐光耀和战友们的精神压力和内心焦虑，同时也强化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。
徐光耀亲笔签名的《小兵张嘎》资料图片
1943年秋起，随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转折和日军逐渐失去战略主动权，中国战场逐步转入战略反攻阶段。1944年春季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进行的豫湘桂战役惨遭失败，导致整体战局未能充分展开。相反，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力量却在敌后战场向日伪发动局部反攻，不断取得胜利。这种鲜明的反差对比，极大提振了我军的战斗士气。于是，徐光耀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抗战以来，国民党之军竟投降60万之多，叛将达58名，数字实属惊人。共产党领导下之八路军区区50万，而能抗敌至半，竟无一排一连投敌。敌寇做梦也不敢想，八路军会有将级干部投敌，与国民党军相比真有天渊之别。日寇撼山易，撼八路军难！”
2025-08-04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消息传来，举国欢庆，人们纷纷走上街头，庆祝这一来之不易的胜利。徐光耀亦在日记中记下当时激动、喜悦的心情：“我兴奋得不知怎么好了，吃过晚饭便约好贾参谋，冒着炎日跑出去玩，到处传布消息……夜晚，我放开喉咙唱了半夜，把我抗战以来所学会的歌子全唱了一遍，睡觉的时候说什么也睡不着了，光想如何去缴日本人的械，如何占领大城市。”值得一提的是，此时的徐光耀刚过完20岁生日，却已是位有着7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了。
回炉重造：“抗战胜利之后，一定要求去上学！”
徐光耀自幼对文艺情有独钟。他在《自传》中提到，小时候时常听父亲讲一些民间故事。然而，参军之后，由于文化程度低，知识储备有限，甚至连家信都要请部队文书代笔，徐光耀感到无比焦虑与自卑：“我所感到的最大困难，一是文字不够用，二是语言不够用”；“现在越加害怕和分区的人说话了，总觉得和他们坐在一起，像一只肮脏的猪和一群白净的马杂居”……自尊心激发出徐光耀强烈的求知欲。于是，他便以日记为阵地，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积累素材，于枪杆和笔杆的交替间锤炼笔墨。
出于对文艺的共同爱好，徐光耀很快在连队结交了许多志趣相投的战友。经过长期的个人努力，加之文友间的取长补短、箴规磨切，徐光耀在写作水平和表达能力上取得了长足进步，不仅能够从容地与家人通信交流，还能娴熟地运用各类文艺形式来表情达意、言志抒怀。1943年深冬，北风呼啸、大雪纷飞，触景生情的徐光耀在行军途中写下了一首诗歌习作：“雪月交辉树相称，行列弯曲蛇行进。可惜勇士文学弱，有景无诗俗了人。”文末还不忘留言“文化水平低，不得骄傲”以自勉。
随着文艺技能的日渐精进，甜蜜的“烦恼”也接踵而来。徐光耀对文艺事业一往情深，但当时所从事的锄奸工作极为繁忙：“自己常想，自参加抗战就做艺术工作，到现在一定发展得很可观了。然而现在在锄奸工作上却一无所长似的，真是令人着急。每想到这就下决心：抗战胜利之后，一定要求去上学！”
就在他犹豫彷徨之际，华北联大于抗战结束后由张家口转移到冀中平原办学，恰好就在徐光耀所属分区的驻地附近。获此消息，徐光耀喜出望外，果断放弃已经享受的营级干部待遇，兴致勃勃地来到该校文学系，重新当起“学生兵”。虽然只是短期进修培训，但对他来说却意义重大，用徐光耀自己的话讲：“这是一次重要的文学启蒙，使我对文学有了基础性的理解。”在这里，徐光耀不仅结识了蔡其矫、何洛、陈淼、白石、黄山、肖雷等同学、挚友，还有幸聆听到沙可夫、艾青、周巍峙、贺敬之、萧殷、严辰（厂民）等知名作家、艺术家的授课。
经过8个月的系统学习，徐光耀在写作上有了质的变化。他曾以“越风”为笔名在《冀中导报》上发表两个短篇小说，其中一篇正是其文学处女作《周玉章》。该小说的创作灵感来自深入连队体验生活的见闻与思考。当时华北联大组织学员到部队采访，“正巧连队刚打了一仗，发生了这样一个关于‘落后分子思想转变’的小故事”。徐光耀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人物身上的典型性，于是创作了这篇反映练兵的小说。1947年《冀中导报》发表时，主编萧殷专门撰写了一段按语，称赞这篇小说“不是现象的罗列，不是机械地向杂乱的现实‘照相’，也不是脱胎于‘抽象概念’，而是从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中选择出来的形象和性格”。
徐光耀的文学求索，与其“在战斗里学习，在学习中战斗”的成长轨迹紧密交织。那些日记里反复打磨的字句、文友间相互切磋的观点、课堂上孜孜以求的知识，都为他日后的“抗战书写”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白手起家：“我何不也来盖一间？”
我记得好房子是用砖和瓦盖起来的，但砖瓦是不会凭空飞来的。我既无钱来买，又无别人的帮助，祖先亦不曾遗下这样财产，怎么好呢？于是决心亲自动手拾掇一些砖头瓦块，堆积起来，也许将来可以应用。
徐光耀在抗战期间写下一篇题为《“零砖断瓦”序》的文学笔记。在文中，他将文艺作品比作“房屋”，将自身多年的战争经验视为盖房的“砖瓦”，并坦言虽没见过什么“高楼大厦”，却渴望用亲手拾捡的“零砖断瓦”，盖几间独属于自己的“土草屋”。这份朴素的愿望背后，不仅蕴藏着他对文学的敬畏与执念，更寄托着幸存者对牺牲战友们的承诺与缅怀。
1949年春，全国即将迎来大解放，徐光耀随部队进驻天津，转入和平练兵阶段。在等待胜利的间歇，一种油然而生的创作激情，猛烈叩击着他的心房，“当年抗日健儿的英雄事迹、军民之间的鱼水深情、艰苦岁月的记忆、生者的希望和死者的嘱托”如潮水般涌来，令他辗转反侧，彻夜难眠。于是他将口袋里为数不多的零花钱全部买成纸墨，一头扎进自己的宿舍，开始向长篇小说“冲刺”。
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写作历程。每天十一二个小时的高强度创作，让徐光耀“恨不能把一腔热血哗啦一下倒出来”。耳畔回荡的是鬼子扫荡的阵阵枪声，眼前呈现的是被怒火点燃的冀中平原，笔端流淌的是对战友的无尽思念。用铁钉挖墙成功越狱的周铁汉、单刀赴会活捉伪军的蔡大树、自剜弹头刮骨疗毒的王连长、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张子勤……那些鲜活的战斗细节、真实的英雄事迹共同凝结成16万字的《平原烈火》。
这部作品于开国大典前夕完成初稿，随后在《文艺报》副主编陈企霞的建议下进行了精心修改，最终于11月定稿。1950年6月，《平原烈火》被列入“文艺建设丛书”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，随即引发文坛轰动，同年10月再版，次年5月推出单行本，至1957年2月已印刷13次，被公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产生的“红色经典”之一。
1957年，文艺形势突变。为了排解内心的苦闷与焦虑，徐光耀依照心理学的方法提示，“集中精力，转移方向”，全身心投入新的创作之中。“既然要写，就要写一个能逗我乐的，能使我感到轻松愉快的题材和人物”，于是《平原烈火》中一个不起眼的边缘人物——“瞪眼虎”慢慢浮现出来：“12月29日，开始集中散在各处的《瞪眼虎》材料（到1958年1月，得41条），一日之中，炉火为之灭了两次”；“1月18日，心中跃跃，若有所遇。《张故得儿》（即《小兵张嘎》）腹稿在迅速成长中”；“1月23日，小说正式动笔了”；“3月28日，《张故得儿》今日起草完”；“6月9日，《张故得儿》今日抄改完毕，最后定稿”。
历时半年之久，中篇小说和电影剧本相继创作完成。1961年底，小说《小兵张嘎》于《河北文艺》11月、12月合刊号正式亮相；1963年初，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同名电影上映，“嘎子”形象立刻家喻户晓——这个调皮又勇敢的小八路，用木制手枪模仿战斗、只身闯入鬼子据点、以鞭炮吓退敌军，他的形象成为无数读者和观众难忘的童年记忆。每每谈到这部作品，晚年的徐光耀都会感慨道：“《小兵张嘎》是我的救命恩人。这是我凭着全部精力，用自救心态，拼了命写出来的。嘎子是我理想的性格，所以写起来很痛快。”
在徐光耀笔下，抗战不仅是一段历史记忆，更是流淌在血液中的精神基因。他以笔为刃，将铁与火交织的战斗岁月、牺牲战友的音容笑貌，一一镌刻进文学的年轮。从《平原烈火》的雄浑到《小兵张嘎》的灵动，那些悉心积攒的“砖和瓦”，终于构筑起两座结实而又美观的“大房子”。
抗战情结：“不能忘记啊，不能忘记！”
进入新时期，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徐光耀的文学创作也随之进入一个崭新阶段。他的作品不再局限于对战争进程的线性叙事，而是以更沉潜的历史意识与更细腻的人性观照，撬动战争记忆的深层褶皱。诚如铁凝所言：“这个阶段，他从描绘人的战争生活自觉进入书写战争中人的生活。小说的背景仍然多是抗日战争，但下笔的重心却转向了战争中人的更为复杂的、被遮蔽的精神深处。”
《望日莲》以冀中平原的青纱帐为背景，讲述了一位无名女交通员护送八路军干部穿越封锁线的故事。与《平原烈火》中硝烟弥漫的战斗场面不同，这里的战争更像一层隐形的幕布，作家的笔力始终聚焦在人物的眼神、动作与呼吸之间。女交通员接过任务时“睫毛颤了颤”，穿越岗楼时“脚步轻得像猫”，完成任务后对着向日葵露出的羞涩笑容，无不将战争中的人性光辉淬炼得晶莹剔透。
《四百生灵》是徐光耀首次涉足战争悲剧的作品。小说并未停留在悲壮的牺牲场面，而是穿透硝烟，直抵人性的复杂肌理。营长常大胜因战功显赫而变得傲慢专断，最终将队伍带入绝境；“托派”夫妇在冤屈中坚守信仰，以死明志；兵痞闫其古平日庸俗浅薄，却在最后一刻选择同部队存亡与共；女战士林烈芳用乳汁救护伤员，以圣洁的爱对抗战争的残酷。这些人物挣脱了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，让战争的悲壮性不再体现为简单的胜负，而是缘于“人在极端环境中的精神裂变”。
及至《冷暖灾星》，徐光耀的笔触进一步下沉到战争中的“微小个体”。3个小八路在“五一大扫荡”中分散隐蔽，辗转于冀中平原的各个村落，目睹了老百姓为掩护八路军而承受的巨大牺牲。纪大娘用珍贵的口粮喂养他们，辘轳大伯以妻子的葬礼为掩护击杀汉奸，狗替儿夫妇从最初的推诿怯懦到最终以命相护……作家以“流浪记”的散点视角，将军民鱼水情拆解为一个个具体的生动细节。没有豪言壮语、没有撕心裂肺，却用极朴素的叙述和描写，诠释出最真挚的家国情怀。
晚年的散文创作，更是成为徐光耀“抗战情结”的精神自留地。在《滚在刺刀尖上的日子》中，他回忆“五一反扫荡”时战斗的惨烈：“敌坦克开进街里横冲直撞，我战士怀抱手榴弹，滚上去，将其一辆炸毁，吓得其余三辆掉头就逃”；《战地故人》里，他写下战友牺牲前的英勇无畏：“在落入敌手时，他赤手空拳，凶得像头狮子，挣扎、踢咬，大骂不绝，敌人竟无法把他带走”；《铁骨铮铮雁荡山》中，他托物言志，抒发出抗日军民坚定的斗争意志：“战士们的精魂，挺得像雁荡山的峰脊，任千劫万世，雨蚀风剥，都无损其铁骨铮铮、擎天拔地的气概。”这些散文没有宏大的叙事，却以真挚的情感，将战争记忆融入可触可感的生命点滴；没有华丽的修辞，却像冀中平原的泥土一样质朴、厚重，字里行间渗透着的是具体的爱、具体的痛，是理想与信念。
面对20世纪90年代“去革命化”错误思潮对抗战历史的消解与戏说，徐光耀痛心疾首，居安思危。他表示：“当孩子们不知道‘狼牙山五壮士’为何物，当‘土八路’成了调侃的玩笑，我们丢失的何止是历史？”为此，徐光耀以一种“执拗的清醒”不断警示后人，不能忘记历史：“我们的国旗是红色的，那是先烈们用鲜血染成的”；“抗日战争以其无限辉煌的篇章垂于史册，照耀千古。先烈前贤遗留下很多物质的精神的财富，大都带着血丝和血腥，我们不能忘记啊，不能忘记！”
从《望日莲》的诗意到《四百生灵》的冷峻，从《冷暖灾星》的悲悯到《铁骨铮铮雁荡山》的赤诚，徐光耀的“抗战书写”始终围绕一个核心——让历史记住“人”，让“人”照亮历史。“我们纪念抗战，不是纪念战争，而是纪念战争中没有低头的人。”这份纪念不是口号式的呼喊，而是对具体生命的敬畏，对美好生活的珍视，对抗战英雄的缅怀，以及对“不能忘记”的坚守。
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，同时也是徐光耀百岁寿辰及文学创作80周年。前不久，央视记者特意前往河北省石家庄市，对这位老革命作家进行了专访。在访谈中，徐光耀饱含深情地说：“抗日战争是我一生中最大的情结，我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都与抗战有关。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怀念。”重温徐光耀的从军经历与创作实践，既是对那段烽火岁月的深情回望，更是对伟大“抗战精神”的赓续与弘扬。
《光明日报》（2025-08-0413版）